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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末年，雄才大略的北府兵后期将领刘裕对内平定了桓玄叛乱以及孙恩、卢循发动的民变；对外攻灭了鲜卑族所建立的南燕（都广固，今山东益都）和羌族所建立的后秦(都长安,今陕西西安），先后生擒南燕主慕容超和后秦主姚泓，建立了个人威望。晋元熙二年（420年），刘裕逼迫晋恭帝退位，以禅让的方式建立了我国南北朝时期第一个南朝政权宋王朝（历史上又称刘宋），改元永初，仍定都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。刘宋之初，西有汉中，东与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夹黄河相对，后期疆域退缩至淮河、秦岭一线，与同时期统一北方的北魏形成南北对峙局面。

刘宋国史，由著作郎何承天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（439年）开始撰写，何承天元嘉二十八年（451年）死后，又由山谦之、苏宝生先后领衔续撰。宋孝武帝大明六年（462年），徐爰领著作郎，“因何、苏所述，勒为一史，起自义熙之初，讫于大明之末”（《宋书·自序》）。其中臧质、鲁爽、王僧达等传，则为宋孝武帝刘骏亲自所撰。泰始三年（467年），徐爰被宋明帝刘彧斥退，刘宋国史的修撰随即停止。萧齐永明五年（487年），齐武帝萧赜命令当时担任著作郎的沈约修撰《宋书》。沈约以何承天、徐爰等人旧作为基础，删除他认为不应列入的晋人传记，补充徐爰等人未能撰写的宋前废帝永光元年（465年）至宋齐禅代的十余年史事，用将近一年时间，于永明六年（488年）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。《宋书》其余八志三十卷，沈约以何承天所撰为基础，并加以广泛搜集补缀而成。至于《宋书》的最后定稿，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，《梁书》卷三十《裴子野传》：“及齐永明末，沈约所撰《宋书》既行，子野更删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”则最迟在永明十一年（493年），《宋书》就已经撰写完成。近年有学者根据沈约《上宋书表》“本纪列传。缮写已毕，合七帙七十卷，臣今谨奏呈。所撰诸志，须成续上”（《宋书·自序》）中，“缮写”是“誊抄”的意思，而以为“所撰诸志，须成续上”，是说诸志待誊抄完成以后继续呈奏，所以上表时沈约《宋书》已经全部完成。这应该是个误解，因为沈约说“所撰诸志”，而非“所缮诸志”或“所誊诸志”，所以“须成续上”，还是指待诸志撰写完毕以后继续呈奏较为合理。

与沈约同时或稍后，记述刘宋史事的著作还有孙严《宋书》六十五卷、王智深《宋纪》三十卷、裴子野《宋略》二十卷、王琰《宋春秋》二十卷、鲍衡卿《宋春秋》二十卷。但这些著作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，记述刘宋一代的史书，现今较为完整的仅有沈约《宋书》。但在流传的过程中，《宋书》也有部分散佚，其佚失部分，系后人用《南史》等补足。

沈约（441－513年）字休文，吴兴吴康（今浙江德清西）人，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，也是著名的文学家，在二十四史的作者中，除了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和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以外，沈约可以说是文学成就最高的。他一生著述甚丰，除《宋书》一百卷外，还著有《晋书》一百十卷、《齐纪》二十卷、《高祖纪》十四卷、《迩言》十卷、《谥法》十卷、《四声》一卷、《新定官品》二十卷、《俗说》三卷、《杂说》二卷、《袖中略集》一卷、《珠丛》一卷、《子抄》十五卷、《集钞》十卷、《梁武帝连珠》一卷、《宋文章志》三十卷，文集一百卷，除《宋书》外，其余皆亡佚。明人辑其遗文，编为文集九卷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他：“好坟籍，聚书至二万卷，京师莫比。”“该悉旧章，博物洽闻，当世取则。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文章，约兼而有之。然不能过也。”正因为如此，他撰写的《宋书》颇具文采。如在卷八八《薛安都传》中记载薛安都阵斩鲁爽的一节：“安都望见爽，便跃马大呼，直往刺之，应手而倒，左右范双斩爽首。爽累世枭猛，生习战陈，咸云万人敌，安都单骑直入，斩之而反，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，不是过也。”笔墨酣畅淋漓，写得栩栩如生，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。又如《宋书》卷九十二《良吏传序》描绘宋文帝元嘉盛世的太平景象：“而民有所系，吏无苟得。家给人足，即事虽难，转死沟渠，于时可免。凡百户之乡，有市之邑，歌谣舞蹈，触处成群，盖宋世之极盛也。”卷九十五《索虏传论》写元嘉北伐战败后惨状：“村井空荒，无复鸣鸡吠犬，时岁唯暮春，桑麦始茂，故老遗氓，还号旧落，桓山之响，未足称哀。六州荡然，无复余蔓残构，至于乳燕赴时，衔泥靡托，一枝之间，连窠十数，春雨裁至，增巢已倾，虽事舛吴宫，而歼亡匪异，甚矣哉，覆败之至于此也。”前者令人心情振奋，后者又不免使读者有废卷长叹之痛。

沈约《宋书》记述刘宋一代史事，涉猎广博，史料丰富，体例完备，后世对此书的总体评价很高。但是，不少学者也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。对《宋书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，其一是《宋书》的繁冗，如清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十就说：“盖《宋书》本过于繁冗，凡诏诰、符檄、章表，悉载全文，一字不遗，故不觉卷帙之多也。”又说：“《南史》于《宋书》大概删十之三四，以《宋书》所载章表符檄，本多芜词也。”这一批评，是比较中肯的。但今天看起来，这也使大量原始文献借此得以存留，如《武帝纪》三卷载《侨人归土断疏》《禁淫祠疏》《兴学校疏》等诏令、策文、奏疏、符檄三十余篇，反映出晋末宋初的历史状况和刘宋初创基业的过程，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又如《乐志》记述汉、晋以来宗庙雅乐舞曲的源流以及金、石、土、革等八音各种乐器的形制，“自郊庙以下，凡诸乐章，非淫哇之辞，并皆详载”（《宋书》卷一一《志序》），保存了汉、魏以来的大量乐府歌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沈约为《宋书》的志传撰写了多篇序文和传论，或说明史例，或表达己见。如列于八志之首的志序，概述志的源流和《宋书》志的缘起，阐明汉、晋志书的承续关系。又如《谢灵运传》传末史论，叙述从诗、骚之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，以及作者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，是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。《律历志》收录曹魏杨伟《景初历》、宋何承天《元嘉历》、祖冲之《大明历》的全文，反映了当时数学与历法应用的最高成就。《州郡志》详记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，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和各州郡户口数，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，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。

其二是以为《宋书》多有曲笔，为执政者回护掩饰。如晋恭帝本为刘裕所废，而卷二《武帝纪中》却称禅让，“俨然唐、虞揖让光景，绝不见有逼夺之迹”；刘裕杀晋恭帝，手段凶狠，但卷三《武帝纪下》却说：“零陵王薨，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，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。”另外，《宋书》中也多有为萧齐回护的情况，对齐高帝萧道成颂扬备至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九说：“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，谋讨萧道成者，概曰反，曰有罪。”“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，转谓之起义。”这些都是《宋书》的不足之处。但是，沈约撰《宋书》是在齐代，事涉本朝，他不能不有所顾忌，因此以上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且我们如果综合《宋书》的纪传看，沈约在本纪中为尊者讳，为本朝讳，而在列传中则并非如此，诚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九所说这乃是“讳之于本纪，而散见于列传”的写法。如卷五十二《褚淡之传》绘声绘色地记载了刘裕主谋杀害晋恭帝的过程；卷六《孝武帝纪》末也评论说：“役己以利天下，尧、舜之心也；利己以及万物，中主之志也；尽民命以自养，桀、纣之行也。观大明之世，其将尽民命乎！”比宋孝武帝刘骏为桀、纣般的暴君，并且在其他一些传文中也记载了刘骏的残暴和丑行；卷九十二《良吏传》末分析当时之所以鲜有良吏，乃是因为帝王“弥笃浮侈，恩不恤下，以至横流”，以为“岂徒吏不及古，民伪于昔，盖由为上所扰，致治莫从”，词锋锐利，言辞激烈。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。总之，尽管《宋书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它仍是一部有重大价值的史书，是我们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主要依据。

作者：丁福林（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）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5-08-04 13版）